唐太宗为如何处死唐僧玄奘的弟子辩机和尚，人们就《新唐书》高阳公主的传记，能寻找到原因。  

关于高阳公主与辩机和尚的故事，颇具传奇性质。史载，房玄龄是唐代的开国功臣，唐太宗为酬谢其功劳，封爵给他的长子房遗直为银青光禄大夫，并将最宠爱的女儿高阳公主嫁与其次子房遗爱为一妻。可是，这位有着特殊身世背景的高阳公主，倚仗著父皇平日对她的宠爱，要她的夫兄的爵位让与她的丈夫，形成了家族之间的剧烈战争，房遗直受不了弟妇的压力，只有向现实低头，恳求唐太宗准许他让爵的意愿。唐太宗顾全大体，不许房遗直辞爵，而对自己女儿近乎胡闹以深责，往昔宠爱逐渐疏淡，构成了父女之间的一个“心结”。后来由于御史劾盗，知道金宝神枕又是女儿送与辩机的，加上过去的“心结”，在一声震怒之下，而将辩机处死。 

唐太宗这一手法，主要是用来震慑教训他的女儿，表示父皇的权威。后世记述此事的，自己自然而然加上男女关系在内，使辩机虽然被害而含冤莫白。 

我们再就《新唐书》高阳公主的这些传记来分析，其中也有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问题。 

第一、高阳公主是个有夫之妇，而且对丈夫的感情很好，才会向房遗直争夺已封的爵位。这样的一个女人，又陪着丈夫一起出外狩猎，身边的婢女一大堆，怎么一下子会跟陌生的辩机发生私通关系？他的丈夫房遗爱，据《新唐书》所记，“诞率无学、有武力。”显然是个孔武有力粗线条的人，关非一个弱书生，他怎么能够容许自己的妻子跟人私通，不予干涉，天下宁有这样的丈夫吗？ 

第二、辩机是参加玄奘译经场的，当然住在译场里面。据他在《大唐西域记》的《记赞》里说：“为大总持寺萨多部道岳法师弟子。”许敬宗《瑜伽师地论》后序也说：“大总持寺沙门辩机。”慧立的《慈恩传》记他：“西京会昌寺沙门辩机。”从这些文献资料显示，辩机最初是住在长安大总持寺，而后迁移到会昌寺。 

大总持寺是在长安西南的永阳坊，会昌寺是在长安西北的金城坊，二寺都在城内，有名有址可寻。唯有“卢主之封地”，不知在何处？在佛教的文献资料中，没有见过这个地名，《新唐书》的新史料，不知是根据什么而记载的？我们更不知道辩机是在何时移住到这个地方来的？真是令人百思不解。 

玄奘成立译场，规模组织庞大，人事制度谨严，参加的人员，生活起居作息，都在译场里面，过着集体的生活。玄奘规定时间译经，参加翻译的人，当然必须出席；辩机既被选进译场，也不得例外，必须与大众过着严肃的团体译经生活，没有个人随便外出的自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辩机怎能私自离天译场而到“卢主之封地”与高阳公主私通？事实上有这种可能吗？ 

唐太宗指派中书令许敬宗为译场的监译人，负责总理一切事务，与大众朝夕相见，时非一日，由其亲自所见种种，所以才在《瑜伽师地论》后序写道：“僧徒并戒行圆深，道业贞固，欣承嘉召，得奉高人，各幽心。”这是许敬宗发自内心的称赞。辩机从道岳出家，道岳是一有名的俱舍论师，对“摄论”也有研究，尤重戒律，辩机在其苦心孤诣身教与言教并重的多年教诲培植之下，才以学德俱优，“戒行圆深，道业贞固”入选于玄奘译场，追随明师高人翻译。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薰陶出来的人才，怎能做出无德败行毁破根本大戒的事来，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第三、根据《新唐书》所记，辩机与高阳公主私通的唯一证据，是高阳公主送给辩机的金宝神枕。就一个出家的宗教师而言，接受一般信众的金钱与物质的供养，那是很平常的事，并不能视为私通的唯一证据。古今中外各宗教的宗教师，其生活经济与物质的来源，都是依靠著信众的供养。 

从高阳公主的传记来看，她不仅认识辩机一人，智助、惠弘，以及道士李晃等，都是跟她常有往来的。由此可知，高阳公主是对佛教与道教有信心的。她送的金宝神枕给辩机，究竟是以什么心意机时送的？是基于男女之间的爱情成分？还是将辩机视为有德有学的宗教师，以虔诚的恭敬心而供养的？抑是她早经皈依辩机，出自一个在家弟子对一个出家皈依的敬献？对于这些，《新唐书》没有说明。虽然，我们不能知道高阳公主送金宝神枕给辩机的真正心意所在，但是，我们也不能认为一个在家女子送东西给一个出家的宗教师就肯定它是男女私通的唯一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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