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克拉夫描述目前史学研究的资料愈来愈庞大，所以亟需电脑机器、处理庞 大资料的大量人力之高额经费。这项巨大的经费亟需政府预算的挹注，也使得历史 学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到需要对政府的控制作出让步。这种制约的现象，不 仅仅存在于极权式的政府体制中，即使是「治理良好的国家无需严厉的审查制度」 的状况，仍然完全有可能「用款款酥软的魔力或用制作精巧的令人感到舒适的链条 将历史学」束缚起来。由此可知，史家对于统治阶层协助获得统计、史料、档案、 研究经费的理想期待，对于史家「秉笔直书」的史权，其实是彼此相冲突矛盾的。 因此，获取官方史料与资源，并非史家的史权。 从宋学勤与巴勒克拉夫的描述可知，当代的史家已经警觉到自身的史权，极易 受到外在的制约。以往史家经常错以为史家有权可以「以史制君」，其实是否能够「以 史制君」，端视君王的态度而定，并不是史家有任何权力足以制衡君王。现代学者雷 家骥在《中古史学观念史》中说： 严格而言，「以史制君」是「以史经世」思想中最尖锐的观念，其制约对象 不仅在乱君贼主，也兼且涵盖了专权不法的乱臣贼子。权力制衡原是政治问 题，谋国者在法治上不能予贼乱之君臣以制衡或制裁，此即中国政治及政制 之可悲者。及其不得已而必须假借抽象之「天」以制之，及至天不可制之而 又不得已以「史」制之，乃至再不得已而落实于「以亲制君」（即祖宗家法） 及「以师制君」。如此由抽象至具体，层层转落，终无以制之，而反受其利 用。26 权力制衡确实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史权问题，史家其实没有任何权力足以制衡君 王。而且在史学的实践上，史家根本没有力量「以史制君」，所以终无以制之，而反 受其利用。因此，将政治制衡作为史家的权力之一，实在是严重混淆史家权力的所 在，也是显示史家个人贪好参与统治权的弊病。 经由上述的论证可知，史家选择事实记述的史权，与从政府机构取得史料、资 源的权利，或者参赞统治权所获得的权力，是彼此截然不同的，甚至是本质上彼此 相扞格而互相妨害的。因此，我们便可以清楚地分辨史权的内涵，而不致有所混淆 了。
史权，亦有称之为史学家的先念，却不是良好的用词，因为无法彰显史家权利 与义务间的对应关系。杜维运在《史学方法论》中说： 第二，史学家注意事件，不是在于事件本身，而是在于史学家的先念（an a prior decision of the historian）。在所有战争中，注意一○六六年哈斯丁斯之 战，其权是操之于史学家一念之间。27 杜维运确实注意到了史家的权力特征，所以在众多的战争中，选择记述某一战 争，即是操之于史学家一念之间的史权。杜维运以史学家的「先念」来描述史家的 权力特征，并不是妥适的。因为「先念」的语词概念过于中性、抽象而学院化，完 全没有显现出史家应该为其所作「决策」（decision）负起责任的意义，则必然产生 杜正胜所说「现代历史家长期专业化、学院化的结果，大家比较不关心作为历史家 的职责这个问题」。任何权力的施行，必有相对应的责任，因此，将操之于史学家一 念之间的选择记述事件的权利称之为「史权」，才是妥适；称之为「先念」，并不妥 适。 最后必须提出的是「史权」与「史识」28 的不同。杜维运在《史学方法论》中 说： 所谓「史识」，是史学家的观察力，亦即史学家选择事实的能力。史学家要 有眼光选择极具意义的一般事实使其变成历史事实，并扬弃无意义的事实， 大史学家与一般史学家的分野在此。此时史学家是画家而不是摄影家，对所 有出现眼帘的景象，不是一一摘取下来，而是有适当的选择。29 「史权」是指史家选择事实而记述的权力，而「史识」则指施行权力时的能力。 因此，权力与能力的不同，正是史权与史识的分野。史家若徒有史权，不必然成为 一位称职的史家；史家拥有史权之外，还应该具有史识，才能成为一位没有过失的 良史家；若不具备基本的史识，必为劣史家。至于如何能够成为一位没有过失的良 史家，则是本文后续探讨的核心。
9 西方社会并没有像中国将史家纳入官僚体制中。此处所谓设立史官，系指在王室宫廷、政府机关任职记事，或者接受王室、政府资助而撰写史籍者。
10 杜维运著，《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三民书局（台北），2008，页 79-80。
11 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页 8，《饮冰室合集》第十册《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北京），1988。
12 出自《礼记》〈玉藻〉篇。
13 梁启超著，〈新史学〉，页 4，《饮冰室合集》第三册《饮冰室文集之九》，中华书局（北京），1988。
14 权力（power）与权利（right）是不同的概念，本文有时采用「权利」以描述史权者，系隐含史家在施行其权力时，应该是要有利其自身的；有时采用「权力」以描述史权者，系意谓史家在施展其作为史家的力量，但是其力量的施行对于自身是利是弊，则非史家本身所知。本文为行文方便而随文意使用，不另分述其差别。
15 柳诒征著，《国史要义》，中华书局（台湾），1957 台一版，页 24-25。
16 语出 〉《周禮》 天官冢宰〈 。
17 陈黻宸著，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上册，中华书局（北京），1995，页 564。
18 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页 16，《饮冰室合集》第十册《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北京），1988。
19 语出〈新史学〉：「春秋之作，孔子所以改制而自发表其政见也。生于言论不自由时代，政见不可以直接发表，故为之符号标识焉以代之。」参见梁启超著，〈新史学〉，页 26，《饮冰室合集》第三册《饮冰室文集之九》，中华书局（北京），1988。
20 语出《中国历史研究法》：「诸如此类，徒以有『为亲贤讳』之一主观的目的，遂不惜颠倒事实以就之。……其他记载之不实、不尽、不均，类此者尚难悉数。故汉代今文经师，谓春秋乃经而非史，吾侪不得不宗信之。」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页 32，《饮冰室合集》第十册《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北京），1988。
21 章学诚所说「六经皆史」的本意为何，学者有不同的见解。有人认为「六经皆史」是说：六经也都是史料；亦有说六经乃先王治世之典章与实迹，所以皆是史实也。本文采用史料说。
22 王泛森著，《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三联书店（香港），2008，页 40。
23 陈黻宸著，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上册，中华书局（北京），1995，页 563。
24 宋学勤著，《嬗变中的近现代史学》，学苑出版社（北京），2008，页 228-229。
25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新趋势》，云龙出版社（台北），1999，页 371。
26 雷家骥著，《中古史学观念史》，学生书局（台北），1990，页 376。
27 杜维运著，《史学方法论》，三民书局（台北），2008，页 27。
28 史识首见于唐代刘知几回答礼部尚书郑惟忠所问时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参见《旧唐书》卷 102〈列传第五十二．刘子玄〉。引用杨家骆主编，《新校本旧唐书附索引四》，鼎文书局（台北），页 3173。
29 杜维运著，《史学方法论》，三民书局（台北），2008，页 2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