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权、史责与史家 一、绪论

史权、史责与史家

白志伟  正 觉 佛 学研究院 研 究 员 国立台湾工业技术学院电机技术系

蔡礼政  正 觉 佛 学研究院 副研究员 东海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

摘要

史家的范围是史学中极少人探讨的议题，虽然此议题是极为重要的议题。本文 以史权作为史家的特征，以界定史家的范围。史权的内容众说纷纭，本文认为从种 种事实中选择与诠释部分事实，以显示其知识与价值的权力，即称之为史家之史权。 史权的发生，系因为史家所接触的事实过于庞大，无法一一记述，必须于无量 的事实中择要而记述。本文对于「史，掌官书以赞治」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史权 是与史官参与统治权截然不同的，而且对于史权的施行有所妨碍，以清楚界定史权 的内涵，并且澄清史家的真正特征。 史责则与史权是彼此相对应而存在，既有史权则史家必然有史责须要负担。史 责并不是由任何人对于史家课以责任，而是由于有儒家所信受「大一统」的因果法 则，不断地运作于法界之中，所产生的必然现象。史家施行史权，其实就是以其身 口意行书写其心中的法则，即是史家书法之史权。 大一统的史责有其一定的阶位，概略可分为三个阶层：第一阶位是小缘威仪戒 行；第二阶位是唯一且大一统的因果法则；最高阶位是因果法则的终极根源—第 八识如来藏心。此三阶位是史家施行史权时，不应该或没有能力抵触的史责。 依据史权的特征，本文发现新闻工作者、媒体工作者，皆是符合史权特征的史 家，乃至可以扩充到人人皆是史家，十法界有情皆是史家。因为十法界有情都是历 史主体，所以都有史权以身口意行书写法则，而不得不负起应负的史责，故形成十 法界。十法界中，四圣法道的贤圣是真史家，其余六凡业道众生皆是假史家，是史 家范围的收缩。

关键字：

史家、史权、史责、书法、七圣戒、五通、五明、大一统、曲笔、名教、 如来藏、双重标准、权力制衡、新闻工作者、媒体、舆论学

一、绪论

历史是以所有存在的事实为范畴。1 然而，史学家阅读消化庞大史料，搜集巨 细靡遗之史料，建构及解释历史之演变；如此庞大繁杂之史学研究，似乎随着时间 的累积而需要愈来愈多的史家投入，但是似乎也随着时间的飘逝而永无穷尽。近代 史学家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 我国二千年来史学，视他国为独昌，虽然，彼其体例，多属千余年前学者之 所创。彼时所需要之史，与今不同。彼时学问未分科，凡百智识皆恃史以为 之记载。故史之范围，广漠无垠，积年愈多，为书愈多，驯至为一人毕生精 力所不能殚读。吾侪居今日而读旧史，正所谓「披沙拣金往往见宝。」离沙 无金，固也！然数斗之沙，得金一颗，为事既已甚劳；况拣金之术，非尽人 而能。苟误其涂，则取沙弃金，在所不免。不幸而中国现在历史的教育，乃 正类是。2 梁启超认为「凡百智识皆恃史以为之记载」，显见在广漠无垠的史料中，由于史 籍篇幅有限，所记载的内容应该是有益于后人之知识，而非杂乱无用的资料。梁启 超又说「然数斗之沙，得金一颗，为事既已甚劳；况拣金之术，非尽人而能」，显见 史家所记载之内容，并非皆为有用之世间智慧或知识。若如梁启超所说「数斗之沙， 得金一颗，为事既已甚劳」，则史家所记者其实沙多金少，有用之智慧与知识甚渺。 而且若要识得有用之智、识，还需要读者有拣金之术；若无拣金之术，亦不得有用 之智、识。最糟糕的情况是：史家「取沙弃金，在所不免」，史家弃金取沙，终是以 沙传沙遗祸后人。 杜维运在《史学方法论》中阐述史家所说者，有时不但是无用的沙，乃至是邪 恶的，是灾难的肇端： 人类的仇恨，国家民族的战争，往往肇端于历史。当历史为野心家所利用， 而变成宣传性的武器时，则大灾难将由之以起。一八七○年的战争，大半由于狄亚尔（L.A.Thiers, 1797-1877）的历史作品，二十世纪以来世界更大的祸 变，应归因于崔次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 1834-1896）的史学「创」作。 史学家沉淫于盲目的爱国主义（blind patriotism），以错误的历史观念，引导 全国完成历史使命（historic mission），其不为现实政治中的野心家所利用者 几希，其不导致血流成渠、尸骨遍野的惨剧者几希；史学家只知为政治服务， 只知一个马克斯的历史理论，以生产条件、阶级斗争解释所有的历史，其不 引起人间仇恨者几希，其不导致人类完全丧失人性而趋于毁灭者几希。…… 「读项羽之破王离，则须眉皆奋而杀机动；览田延年之责霍光，则胆魄皆张 而戾气生」，《史记》、《汉书》的过分其词，其所产生的后果，实非原作者所 能想象。荷马（Homer）的史诗《伊立亚德》（Iliad）所创的典型英雄人物亚 奇里斯（Achilles）及亚加门诺（Agamemnon），也为世界带来无穷困扰，以 后所有劣史学家，从荷马所学者，为渲染此类英雄人物的事迹，而促成战争 的不断发生。所以人类所珍贵的史书及其他典籍，毁于战争，自极不幸，更 不幸者，为此类典籍，为战争所引出，尤不幸者，为此类典籍，为战争作了 前驱！历史！历史！斯世以有你而绚丽，斯世亦因你而黯澹！3 杜维运例举西方近代史家狄亚尔、崔次克、马克斯等人，以错误的历史观念引 发战争；再举东方古代史家司马迁、班固所撰的《史记》、《汉书》过分其词，煽动 读者情绪；又举西方古代史家荷马渲染亚奇里斯、亚加门诺等的事迹作为英雄人物， 而促成战争的不断发生。杜维运慨叹史家「为战争作了前驱」！ 既然古代、近代史家有这么多弊病，现代史家发现后，应该可以改正而免除弊 病吧？事实却不然。现代历史学者杜正胜在《新史学之路》中说： 「历史家」是一种职业分类，或是一种专业知识的分类，「职责」则属于伦 理学的课题。凡人必有应该履行或遵守的职责，历史家也是人，然而我们不 讨论「人的职责」而讨论「历史家的职责」，显然和「历史」这种专业知识 或「历史家」这种职业或身分有关系。……由于现代历史家长期专业化、学 院化的结果，大家比较不关心作为历史家的职责这个问题。4 杜正胜认为史家是一种职业分类，或是一种专业知识的分类；可是现代历史家长期专业化、学院化的结果，大家比较不关心作为历史家的职责这个问题。显示现 代史学训练专业化、学院化的内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专业化、学院化，竟然令史 家不关心作为历史家的职责这个问题，则史家岂不皆成一群不关心自身职责的人？ 一群不关心自身职责之人，如何可能是良好的史家？ 杜维运引用英国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 1900-1979，后 面引文称之为白特费尔德，并非通译之名，今采通译之名）的说法：世界上的劣史 太多了。杜维运在《史学方法论》中说： 人类如想蒙历史之利而不受其害，只能寄望于良史（good history）的不断出 现。历史所以产生弊害，由于劣史（bad history）充斥。良史未必能如科学 那样，对人类百般服务，劣史却与科学同样具有摧毁人类的力量。所以白特 费尔德最后还是积极的主张要教历史与研究历史，最大的理由，即是感觉存 在于世界上的劣史太多了！劣史充斥，良史不现，尸其疚者，是史学家。5 历史著作的良窳，完全系于史家本身的学养素质与见识。史家不知反观自身的 职责所在，不知自己所应记、所应说者为何，如何可能不制造劣史呢？诚如杜维运 所说：劣史充斥，良史不现，尸其疚者，是史学家。由此之故，史家著史、论史， 如何是一本良史所应遵守的基本标准呢？杜维运在《史学方法论》中说： 选择事实的标准，是最重要的。凭灵感选择，凭兴趣选择，凭天赋的才慧选 择，都无法将最富意义的历史事实选择出来。中外史学家绝少有系统的谈及 这方面的标准，……有人甚至于认为选择事实的过程是神秘而不可捉摸的， 于是史学家选择事实，流于漫无标准。史学的不能到达崇高水准，这是最重 要的关键。6 史家在所有的事实中，挑选部分事实加以记述的权利，本文称之为史权。7 史 家亦认知到著作史籍时，「选择事实的标准，是最重要的」；可是中外史学家绝少有 系统的谈及这方面的标准，于是史学家选择事实，流于漫无标准。杜维运认为「史 学的不能到达崇高水准，这是最重要的关键」，良有以也！

试想：史家施行史权时，既无标准，又不关心自身的史责，那么史家有什么专 业知识，而可以自称为史家呢？史家又应以何而称为史家呢？梁启超在《中国历史 研究法》中说： 复次，史学范围，当重新规定，以收缩为扩充也。8 史学范围随着史学发展而应当重新规定，因此史学范围有所收缩，也有所扩充。 史家的范围，也应当随着史学发展而重新定义与规范，应收缩者即予收缩，应扩充 者即予扩充。由此之故，本文企图探讨史家以何称为史家，以及史家施行史权与应 负史责的对应关系，并且收缩或扩充史家的范围，故以「史权、史责与史家」作为 篇名。

蔡礼政著，〈真史学与新史学〉，《正觉学报》第三期，正觉教育基金会（台北），2009，页12。

2 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页 3-4，《饮冰室合集》第十册《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北京），1988。

3 杜维运著，《史学方法论》，三民书局（台北），2008，页 427-428。

4 杜正胜著，《新史学之路》，三民书局（台北），2004，页 368-369。

5 杜维运著，《史学方法论》，三民书局（台北），2008，页 429-430。

6 杜维运著，《史学方法论》，三民书局（台北），2008，页 30-31。

7 蔡礼政著，〈真史学与新史学〉，《正觉学报》第三期，正觉教育基金会（台北），2009，页

8 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页 29，《饮冰室合集》第十册《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北京），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