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禅宗探源
—并略论三乘圣者同闻大乘经典
蔡礼政
正觉佛学研究院 研究员
摘要
中国禅宗一向被学术界认知为佛教在中国地区独特的文化发展，而与印度禅有所不同；在日本一小分学术界人士别有用心之情况下，开始了对中国禅宗的批判，想要把中国禅宗外道化而逐出佛教之外；果能成功，将会使中国佛教失去原本独特于全球佛教之上的胜妙。本文从中国禅宗所特有的禅宗公案为标记，探源于阿含部经典并发现阿含部经典中有许多禅宗公案。本文认为只有采用《蜜丸喻经》实证性批判的方法，才能够正确判读禅宗公案与佛教经论的意义。因此从实证性批判方法证明，龙树菩萨树立大乘佛教时期，不应该称为「初期大乘」，而应该称为「大乘复兴」，即大乘佛教的第一次复兴，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定位。所以实证性批判方法的适用性，优先于文献学与诠释学的所有方法。
本文研究认为鸯掘魔罗「追佛公案」，被部分学术人士视为佛教故事而非公案，是因为此类学术人士不知禅宗一向遵守佛教隐覆说义的传统，也因为二乘圣者不知禅宗的所悟内容，故不能了知这其实是禅宗的公案。根据鸯掘魔罗公案的研究，本文发现禅宗公案之目的都是为探求法界实相—第八识如来藏—而发起的法战；而实证禅宗公案所获得大乘见道的智慧，可以灭除六见处的错误与过失。禅宗公案是灭除六见处之法，也是为了矫正没有实证法界实相而堕于想象猜测的断常二见者以及二乘人。因此灭六见处是大乘见道所证，而不是二乘人所实证的内涵，也显示大乘真实禅与二乘方便禅思的不同。
本文举出阿含部经典中三则公案，以及一则野狐禅，证明大乘禅曾在佛世普遍宣说的历史事实。本文以阿含部经典中另一则禅宗公案证明，佛陀亲自宣说第二转法轮「般若时」的大乘经典时，二乘人不但参与法会并且亲见大乘菩萨见道公案的发生，最后结集记录于阿含部经典中。由于阿含部经典中有大量关于大乘法义的文献证据，因此证明大乘经典是佛陀亲口宣说，并由三乘人共同见证「大乘是佛说」的历史事实。
关键字：禅宗史、禅宗公案、大乘复兴、初期大乘、文本批判、实证性批判、大乘禅、小乘禅、真实禅、方便禅思、六见处
一、绪论
佛教是实证法界唯一实相的整体教法，禅宗是佛教众多宗派之一。本文将中国禅宗视为整体佛教的重要成分之一，或者是审视佛教的某种角度，而不是可以从佛教中分离孤立的教法，也不是与其他宗派彼此扞格的教法。因为错以为宗派间教法彼此扞格的宗派之分，将使整体的佛教成为支离破碎、分崩离析各行其是的纯信仰宗教，因而丧失佛教具有实证法界实相的科学性、理性与智慧性，不可能通达佛学。
本文虽然在禅宗冠上「中国」作为标示，其目的是为了显示：佛教作为悲悯一切众生的理性宗教，所以在实证法界实相的科学本质下，可以有适应教化地区而别具中国的民族特色。当佛教东来大化于震旦，由此方众生所吸收内化而融于生活后，反而成为震旦众生可以傲视于全世界的特有思想与文化，成为中国独有的文化资产；因此依于世俗语言而冠上「中国」，以区别佛教适应各个教化区域之方便流布而契合于佛陀教法，并且据以探讨「中国禅宗」的源流、内涵与本质。
然而，中国佛教界少数人与日本学术界某些人士，刻意忽略或无知于佛教贤圣一向以实证法界实相作为目标的本质，将佛教视为以印度哲思为根源的演化结果，后来又演变为各地的方便流布，以致于将本质从来不变的佛教禅宗区分为「中国禅」或「印度禅」，主张二者本质有所不同。例如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1867- 1934）著作《禅学思想史》，由现代学者杨曾文归纳如下：
全书原有两大部分：「印度部」和「中国部」。「印度部」的篇幅仅占全书的百分之十一，论述「外道禅」（婆罗门教和数论的瑜伽禅法）和「小乘禅」，旨在说明佛教的禅法源于在《奥义书》等文献中所表述的「外道」禅，但有发展。1
忽滑谷快天所著《禅学思想史》之「印度部」共有二篇：第一篇「外道禅」，第二篇「小乘禅」2；将佛教在印度的禅法判定为「小乘禅」，使得大兴流传于东亚地区的中国大乘禅宗成为没有根源，而且与佛陀宣演的大乘佛教完全割裂。忽滑谷快天的划分法隐含的意义为：属于大乘佛教的中国禅宗所证内涵不是佛陀亲口所说。如此以「大乘非佛说」为前提所撰写的《禅学思想史》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亦不符合文献证据与佛教义理。因为释迦牟尼佛是创建佛教的历史人物，忽滑谷快天对于释迦牟尼佛在佛教中到底是属于大乘或者是小乘，显然有着错误的认知。释迦牟尼佛既已成佛，显然是大乘行者，如何可能创建佛教却只教导「小乘禅」，不肯教导能令弟子成佛的大乘禅？所以忽滑谷快天主张佛教在印度只是「小乘禅」，便是主张释迦牟尼佛只是小乘行者，只是阿罗汉而不是佛陀。如此主张已经违反历史事实、文献证据与佛教义理而产生极多的错误。3
本文虽以「中国禅宗」描述流行于东亚地区的禅学，但不采用「大乘非佛说」的错误前提，亦不隐喻「中国禅」与「印度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可是如果佛陀是大乘行者而且已具足实证，必然不仅教导小乘禅，一定还要教导大乘禅；那么佛陀教导大乘禅的文献证据为何呢？小乘禅与大乘禅的差异为何呢？其文献证据为何呢？因此引发本文的研究。
汉传阿含部经典为佛教最早且最具证据力的文献，是目前佛教界与学术界的共识，并且经常成为学者探源大乘教法的重要文献。本文除采用文献学文本批判（text criticism）的方法比较经文的内容之外，并且运用实证性批判（positivist criticism）的方法判读经文的内容，以分辨对经文判读的正确性。文本批判是文献学经常运用的方法，但其缺点就是专注于文字本身的比较、诠释、想象与推论，而缺乏对法界实相如实观察的批判标准。实证性批判与文本批判的不同，即是在文本批判之前，运用对法界实相的如实观察，以可重复客观验证事实的科学精神，对于各种文本进行判读，并且分辨判读本身的正确性。因为如果从方法学来描述佛教时，则真正的佛教应该称为实证佛教4，因此本文认为采用实证性批判方法为基础，再辅以文本批判等文献学方法与诠释学方法进行佛学研究，才能获得正确的研究结果。
中国禅宗一向富有独特的公案特色，因此本文的研究进路即是透过实证性批判，再辅以文献学与诠释学的方法，研究阿含部经典中禅宗公案的文献证据，以及禅宗公案所探讨的内容与所应实证内涵的文献证据，还有小乘禅与大乘禅差异的文献证据，以这些文献证据作为中国禅宗探源于阿含部经典的根据。如果中国禅宗确实可探源于阿含部经典，本文亦将略为申论此等文献证据所代表的历史意义。
1 杨曾文著，〈《禅学思想史》和六十年来中日禅宗的研究〉；忽滑谷快天著，朱谦之译，《中国禅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94，序页2。
2 忽滑谷快天著，郭敏俊译，《禅学思想史》，大千出版社（台北），2003，页1-218。
3 关于主张「大乘非佛说」违反历史事实、文献证据与佛教义理的概要论述，请参考：高惠龄、蔡礼政著，〈佛学研究与历史想象—以阿含部诸经略评吕凯文〈从两类《央掘魔罗经》探讨声闻经大乘化的诠释学策略〉〉；《正觉学报》第三期，正觉教育基金会（台北），2010，页125-192。
4 请参考：萧平实，〈创刊词〉；《正觉学报》创刊号，正觉教育基金会（台北），2007，页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