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楞伽经详解》摘录(7)

三者，经典之弘扬流通，往往依弘法者之心性而有不同，此是自然之现象，亦是古今必然之现象；譬如今时台湾地区，有部份道场宣弘南传佛法所说解脱道，不曾弘扬北传大乘佛法之佛菩提道；亦有部份道场专弘大乘佛菩提道，绝口不提南传佛法之解脱道者；亦有我正觉同修会非唯弘扬南传佛法之解脱道，亦大力弘传北传佛法之大乘佛菩提道。如是弘传佛法之过程中，若有出现大师之情事，往往因为大师之极力弘传而使一方蔚成风气，便致彼大师所在之一方专弘其法，渐渐形成自然排挤他法之现象，他法之弘传势将渐渐消失于该地。但考证者绝不可因此便言彼大师所弘扬之法门或经典，是在彼方编造结集者。同理，印顺依彼时印度南方大力弘扬大乘佛菩提道之《楞伽经》，便断定《楞伽经》是当时的南方所编造结集者，未免大过武断，亦属并无证据而单凭推断者，难避臆想之嫌。

四者，印顺因为“本经译本的缘起分，以佛出南海龙宫，登上楞伽山城说法”，便可引为南方之锡兰所弘之法者，则应锡兰今时正是大乘佛法广传之地，不应今时全无大乘佛法弘传，而唯有二乘声闻法之弘传也；所以者何？谓大乘之法甚深微妙，纵使密意失传，仍无可能因此而致完全灭失也；譬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大乘之法亦复如是，必然拥有极大余威，而致表相大乘之法弘传不绝，犹如今时之中国地区海峡两岸无异。然而现行锡兰今时已然炯无大乘佛法，甚至在锡兰之佛教历史中，欲寻大乘佛法之蛛丝马迹亦难可得。由是可知印顺主张“锡兰是楞伽经之编造结集发源地”之说法，是虚妄之说法；可知印顺所谓之考证，皆只是臆想之说，并无明确证据：只是臆想，而非考证。

五者，印顺因为“经说两天竺的龙树持佛正法”，便可考证为“《楞伽经》是南方大德所编集创造者”，则依印顺之意，更应当主张“楞伽是龙树菩萨所创造编集之经典者”，而且楞伽之经文中更说龙树菩萨是地上菩萨，公开极力赞叹之，则应更有理由指称楞伽是龙树所造者。p307然而睽诸龙树菩萨一生论著，专在般若中观上用心，不曾在唯识增上慧学上有所用心，亦末多见龙树引用楞伽之经文。复次，龙树虽在南方住持正法，但此事与楞伽经是否有关？印顺亦应举证之，不可完全未作举证，就说楞伽经是南方人所创造集成者；不可因为龙树也在南方，就指称创造楞伽经者亦是南方之人。若印顺之推理可以是正确之说法，则应《楞伽经》正是龙树所创造者；何以故？当时尚无何人之证量高于龙树故，应当唯有龙树才有资格承当“创造楞伽经”之令名也！然而从来不见有人能证明楞伽是龙树创造者。印顺若改言楞伽是他人所创造，非龙树所创造者，则亦有过：若别有其人能创造《楞伽经》者，其证量应当同于诸佛，则其声名更应上于龙树，然因何故其人却又不曾广闻于当时印度南方？此乃不可能有之事也！所以，龙树在南方弘法、住持正法一事，印顺不宜叫作“《楞伽经》是在南方的某些人所创造者”的立论根据。由此可证印顺之推理完全不正确，与“考证”无关，纯是臆想推理尔。

六者，由于达摩大师是南天竺人，而以《楞伽经》是达摩所用来印证开悟之经典，便因此而认定此经唯是印度南方所弘之经典者，则有过焉。若今时仍知古时之信息流通不畅状况，而大陆地区复又已无《阿含经》流通存在者，今时平实复又多引阿含之经旨而证明确有如来藏，则后时印顺再来人间时，便将据以考证，而作是言：“《阿含经》乃是台湾一地学人创造之经典，大陆并无此经故，复是当年平实居士之所引，为证悟者印证其悟之经典故。”然而如是“考证”者，实无意义，悖于事实故。由是故说：印顺以达摩之用楞伽印心，便谓楞伽唯是当时印度南方独有之经典者，如是考证，非有其理。

七者，自于“初译本经的求那跋陀罗，也是从海道来华”，便可说本经是印度南方所独有之经典者，亦是牵强之说。当时若海道不畅，导致求那跋陀罗从陆路来华者，则依印顺之推理逻辑，应可被引证为“楞伽是印度北方流传之经典”，则与印顺之“考证”迥异。是故，译者从海路抑从陆路来华传此经典，不应被引证为是否唯在南方弘传之经典证据也。

八者，印顺既主张：“楞伽经集成的地点，应在南印度的海滨，一处有山海景观的地方”，说“经中所记楞伽山海的险峻形状，应是由于编集成者所熟悉的环境”，又举出五种景观事相，以证明其考证之可靠性；然而却又在第六点考证上说：“〈楞伽经的〉经序所说楞伽山海的情况，原为象征心境的，亦即托事以喻显众生业系生死的苦恼与恐怖的世界相。”p309却又以心境象征作为考证经典编造集成的原因，与地点之说显然自相冲突；若纯是心境之象征，则不可因地点可能类似而作为认证之理。由此可见印顺之考证者完全是推理之想象，并非事实。

九者，由于“经中所记楞伽山海的险峻形状”，便可判定“应是由于编集成者研熟的环境”，如是将经中叙述山海险峻状况与现实世界连结，说可通者，则诸经所说须弥山之广大情境，亦应是宣说须弥山之作者所熟悉之环境，则应作者是长时生活于须弥山之人物，是耶？非耶？则后时大乘诸经，特别是《法华经》中所说多宝如来等富丽堂皇境界，亦应是后人创造编集法华时之彼人所熟悉环境，然后据以创造法华经文者，则法华之编集创造者，应是生活于如是天界境界中人，然而此经却非是流传于天界者，却是流传于人间者；其境界亦非是人间境界，是故将经中所说，与现实世界之环境连结，然后而作考证者，非是正说也！

十者，亦如阿含诸经中所言诸天天人常来人间觐 佛，依印顺考证之理，则应阿含诸经是由住于天人境界者所创造结集成功。若必将经中境界与现实世界连结而作考证者，则应彼阿含经是住于天界之后人所创造者，非是人间境界。因此考证之结果，亦应说阿含诸经非是正法经典，现实境界中并无如是处所故。是故，将经中所描述之环境，作为考证彼经是流传于何处，是何处人氏所创造者，其说非正，不可信也。

十一者，“编集成以流通的人，应为由大众系传出的多闻部后代，而发展于南印度的多闻分别部的学者。当然学派间的思想义理，是会有互相影飨而演进、消长，所以有时、地性的人文特征”，审如是，则后人考证平实之著作时，应言平实是生长于阿含经广弘之时期，平实所说者，悉与阿含诸经之理契符故；则应平实所说之法，皆是印顺所言之原始佛教之法，应唯言缘起性空之理，而不言如来藏法理。然而显然非如是说。虽然平实常言阿含诸理，然而依于阿含而说大乘法理者，迄无相违之处，是故依法义之相同成相似，而作考证之依据，而言某经受某地域之法影响者，非是正说也。

此外，佛入灭度以后，各部分宗分派，致令本来完整性的佛教法义开始分崩离析，各宗各派专弘局部性的佛法；有时东方部派专弘某法，西、南、北方亦复如是各弘一法。然而亦有可能偶然出现大善知识，将各宗各派之法汇归之后，回复佛世之完整形态。是故印顺指称南方广弘楞伽之理，因此便指称楞伽是南方佛子所共创造编集者，不能成立；p311若真理可以成立，则未来学者考证今时之正觉同修会完整法义之弘传时，当作何说？是否应说平实确曾亲从诸方大师请益修学而汇整之？ 此外，印顺对自己之考证，其实亦无把握，故言：“应为由大众系传出的多闻部后代，而发展于南印度的多闻分别部的学者。”而不能有所举证。

十二者，《经义的主要依据，乃源于大众部之“心性本净”说，又融摄了犊子系“不即蕴、不离蕴”的真我说〈不可说我〉，糅会而演成，即于一般所说“三科”之蕴处界中，以为具有真常之觉性，而成“真常”与“净心”之融合的唯心论。》然而印顺如是说者，绝非事实。譬如：四阿含诸经中，早已处处宣示第八识如来藏心之“心性本净”正理，大众部当时去佛未遥，亦依如是阿含诸经中之正理而弘传之，是故“心性本净”正理，本非大众部所自创之理，原是四阿含诸经中佛所说之正理。

然而印顺等人却同于欧美之“佛教学术研究者”一般，不解经中意旨，擅自认定“心性本净”正理为后人所创造者，而不知四阿含诸经中，佛已处处隐说及显说。如今平实亦常援引而证实之，为印顺…等人所不能推翻之，唯能默然。是故，印顺…等人所说“心性本净之理是大众部所发明而演说弘传，原始佛法中并无如是说法”者，乃是昧于事实之说也。如今四阿含现在，印顺等人尚且错解、错说，何况能知现在所不能现观之大众部时代之事？由此可知印顺等人之所谓考证者，皆是唯凭片段数据加以臆想而说者也，焉有可信之处？

犊子系之“‘不即蕴、不离蕴’的真我说〈不可说我〉”，本属四阿含诸经中，世尊所处处隐说及显说之法，并非犊子系弘法者所自创之说，平实今于诸书中，已曾多少而证明之；譬如《阿含经》中 佛处处说“色非我、非异我，不相在”；处处说“受想行识非我、非异我，不相在”等言，悉皆言“我”；又处处显示此“我”即是无余涅槃之实际，当知即是“心性本净”之正义；经文今犹现在，尚可稽考，正是犊子系所说“不即蕴、不离蕴”的真我说〈不可说之“我”〉，与四阿含诸经中如是佛说正理，迥无差异。自是印顺等人不解阿含诸经中之佛意，以日本欧美一分否定佛教之外国学者所误说之理，用以否定自己所不能证得之如来藏阿赖耶识；是故印顺等人假藉考证之名，而言犊子系之“不即蕴、不离蕴的真我说〈不可说我〉”正理为后来犊子系所发明之新说者，其理无据，复违四阿含诸经所说，绝非事实也；印顺之考证与经中世尊所说完全相违故。由是故说印顺等人之所谓考证者，皆是错会佛法p313，信受藏密黄教应成派中观邪见之后，所作臆想之言，并无丝毫可信之处。

复次，“不可说我”，本非是不可说之法，乃是禀于 佛之告诫，不许明说，故言不可说；绝非是“说不出来”之意也。一切真悟之人，皆能以一言而说明此如来藏识何在，令诸学人一言之下便得证知自己之如来藏所在，绝非如今诸方大师所言“说不出来”之意也。

复次，“法界实相离言说”者，乃谓一切有情之自心如来，悉皆离于言说境界，自无始劫以来一向如是离言说；此离言说之自心如来，方是法界之实相，故说“法界实相离言说”。然而古今一向皆有颟顸大师，堕于文句表义之中，误会经中文句表义，每欲将本来不离言说之意识觉知心，修除言说，常住于无念、无分别之中，以一念不生作为佛法之正修行，去道远矣！

十三者，“经序所说楞伽山海的情况，原为象征众生心境的，亦即托事以喻显众生业系生死的苦恼与恐怖的世界相。而佛登上众宝庄严的摩罗耶山城，为夜叉王说法施化，也就是象征大乘佛法尝流行弘传于楞伽岛的古锡兰。‘西域记’亦载述：玄奘大师西游天竺时，尝到南印，曾知楞伽岛上多有能精通大乘法相的学者。”由大乘佛法曾流行于古锡兰，便可断定此经为印度南方所独有者；是说不通，以当时之交通工具而言，锡兰距印度甚遥，非是甚近故，由此而引证者，理不通顺。

复次，玄奘菩萨西行求法回唐后，曾造《大唐西域记》，此游记中曾如是云：《〔0934b19〕国东南隅有堎迦山，岩谷幽峻神鬼游舍，在昔如来于此说堎迦经。》然玄奘菩萨记中所说者为东南方一隅有堎迦山，却不是说西南方；又说是印土之东南隅，不是说西南方海中或海隅，故知非属今时之锡兰，锡兰在印度之西南方故，非在东南方故，复是海中、海隅故，非在印士之一隅故。除此以外，亦无证据可资证明：玄奘菩萨所说之堎迦山即是锡兰；故说印顺以《大唐西域记》之说法，加以自己之猜测，而片面指证为现今之锡兰者，不符事实，确有轻率引据之嫌。

复次同理：若唯识学曾广弘于中国，而又适逢部份历史记载文献逸失者，则后人亦应可说唯识系诸经是由西域楼兰一地人士所创造，而后流传于中国。所说同一逻辑推理故，然而此理实非可通；是故印顺等人之“考证”者，多属推测臆想之理，仍有可加商榷之处；此因印顺等人所“考证”之佛教史中，所说历代弘法经名实旨与弘法之内容，常与经中所载法义事实有违故。众人所最易了知者，p315譬如印顺妄说四阿含诸经中未曾宣讲七八二识；妄说七八二识是后来部派佛教发展之后，从意识再细分而有者。如是说法，违背四阿含诸经所载之法教史实，今犹可稽，已经平实举证历历，非印顺、昭慧、传道、星云、证严…等人所能推翻者。仍可稽者，尚且错误，何况古籍湮没、难可稽者，焉能寄望印顺之“考证”能得正确？

十四者，“宋译本‘楞伽经’的译者求那跋陀罗三藏，是从南印海道来华，前后还译出了‘法鼓经、胜鬘经、鸯掘魔罗经’等，可见他是典型的真常唯心系大乘的论师。”若因求那跋陀罗所译多为真常唯心系经典，便可依此而断定求那跋陀罗是真常唯心系者，便可依此而断定《楞伽经》是南印真常唯心系者所创造者，则玄奘之亦译中观般若经典，亦译唯识系经典，亦译二乘论典者，印顺应作何说？应言玄奘是真常唯心系者，或应言是印顺所认同之“一切法空中观系”？成应言是南传上座部系？是故以此作为认定标准，非是正说；当依二乘诸经中所戴之真实义，而作判定，方是正说也；是故，平实悉皆不作如是教相上之考证，唯依二乘诸经中之佛旨，而作正解，而弘正法，不违 佛旨。如是行者，方是佛教中真正弘法者所应为之事、所说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