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史权、史责与史家六

[历史学] 发表时间： 2015-07-02 15:57 点击: [放大字体正常缩小] 关闭

史家的范围常常被史家自己所忽略，以致于自己扩大史家范围时，也不能自觉自己已经扩大史家范围了。例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十口相传为古」，显示人们口耳相传信实之事，辗转所传的人们皆是史家；乃至私撰史籍者亦是史家，因而扩充了史家的范围。再如，杜维运建议「建立即时记载天下事的制度」，建议应该以声音、影像记述历史，也是将史家扩充到新闻工作者与大众媒体工作者。然而，梁启超、杜维运并不自觉史家之扩充。由此可知，史家一向不知史家之范围，亦不知自己何时已扩充史家之范围。再者，史家亦常不知史家所应作者为何事。例如，卢建荣对于新文化史家123 如此说：他们都拥有好几把刷子，往往不让前一把刷子的招式用老就换另一把刷子。每一部史着都是一个新天地，这是一种狐狸型的学术性格，正是国内史学界的绝大多数史家所欠缺的治史方式。这些新文化史家不仅花样百出，而且层出不穷。他们让文化概念呈现一种复数形式，每一本史着就是一种具体而微的文化概念操演。不像国内史家将文化界定为单数而且是唯一的一个，动辄不是讲「中国文化史」，就是夸称「台湾文化史」，活像古往今来只有一种，而且只有一套国族属性的文化。这是文化思维的改变，是国内史家从未想过的一种新治史经验。124 卢建荣对于国内史学界将文化界定为单数而且是唯一的一个，而且是只有一套国族属性的文化，深不以为然。诚然，国族尚且是变化不定的，随之而生的文化当然也是多变的，不可能是单数而且是唯一的一个。但是，史学界不应该因此就拥抱不仅花样百出，而且层出不穷的新文化史，错认为是史学的核心与常轨，使得史家似乎成为追赶潮流的时尚家。因为「文化」是人类一时彼此约定的世间习俗，而经常改变的。即使我们能够在脑中了解其情况而「重现」过去的文化，那也只是对于不同的事件的了解；虽然也是获得知识，但却是属于史学三种知识中价值最低的知识。史家耗费心力，累积庞大无常的史籍，却只能得到价值最低的知识，只能等待时尚转变时被遗忘于历史中，岂不可惜于难得的人身？史家何不以相同的心力，以实证主义亲自验证法界的真实相，以验证「大一统」的法则与其根源的真实存在，获得法界中常恒不变的知识，岂不是以逸代劳、披沙拣金，不空过一生的智慧之行吗？史家不但不知所应追求的智慧有三种层次，甚至因为过去东方王朝以王权箝制思想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或者西方罗马教廷以皇权箝制科学而认定「地心说」的历史现象，史家便错以为知识只是权力运作所决定。例如，黄进兴描述后现代学主义史家的观点：傅柯更申言之，真理亦非自外于权力；非如人文主义的幻想，真理出自自由的精神，孤独的冥索或特殊的禀赋。真理实系俗世的一环，经由重重的牵绊，与权力运作相连结。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真理的机制」（régime of truth），以判定可接受的论述，分辨陈述的真假，以及寻求真理的程序与方法，并指定代言人。125

傅柯（Michel Foucault，别译为福柯，1926-1984）错以为历史中一时被视为「真理」的知识，就是真正的「真理」，所以主张「真理亦非自外于权力」。其实，最究竟的「真理」—第八识如来藏心理体的永恒存在，是自外于人力的权力，而且有外于人力的强大力量遍及宇宙与生命。这种强大的、普遍的、大一统的力量非如人文主义的幻想，出自自由的精神，孤独的冥索或特殊的禀赋，而是可以经由不同的人以实证主义加以验证而不落入幻想。退而求其次的真理，亦非来自于权力，而是来自现象界中不可改变的事实，是一切世间智者所共同认定无疑的；凡是违背世间智者共认的世间真理时，就必须为他妄行史权而说的话或写的文字，负起其应负的史责。相反的，重视「真理机制」的史家，只是追求于短暂的「机制」而非永恒的「真理」，终将被历史淘汰，而且必须于命终后负起应负的史责。因此，后现代主义史家只知世间的权力，却不知道有相对应而且永远不可能被改变的后世沉堕的史责存在。如此史家所叙述的史学，有何知识可言？追逐于一时的权力，却终将被淘汰的史学，又有何权力可言？抚今追昔，有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之志者，于今安在？司马迁尚且不能正知史家之所应作者，无怪乎今之学者，只知求思想、风俗、文化等等无常之变，不知应求不变之法则与根源。既言因果法则，则必然有因在前，有果在后之时间迟延，犹如俗谚「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系世间因果律则必然之现象。司马迁不能正知三界边际，不能知众生三世因缘果报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如何能探「究天人之际」呢？只求通于古今之变，不知求于古今流变之间有其不变之法则与根源，则希求能「通古今之变」者，不过是妄想与猜测而已。于是史家求于「成一家之言」，与司马迁所评之六家，又有何差别呢？对应于史迁所言史家之志者，真史家曰：究缚脱之际，通变与不变，成大一统义，非一家之言。古今史家一向不知史家之范围，人们亦不自知是史家而忽视史学，是史学难以进步之盲点。史家不知史权为何，更不知有史责应负，更是史学流于荒乱之境地的重要原因。史家尚且不知真史家与假史家之别，则不知史家之典范为何，其能效尤？因此，敬祈一切史家皆能慎重于史权的施行，庶几后世能免于堕三恶道的史责；亦祈一切史家皆以实证主义验证史学的最高知识，能尽得解脱智慧与实相智慧而成为真史家。最后，本文获得以下的结论：

1、史家从种种事实中选择与诠释部分事实，以显示其知识与价值的权力，即称为史家之史权。史权是史家共同一致之特征。

2、史权与统治权不同，中国史官参赞的统治权，不是史家的特征。中国史官襄赞帝王的统治，只是帝王的赏赐，并不是史权。

3、取得官方史料与资源，并非史家真正的史权。史家对于统治阶层协助获得统计、史料、档案、研究经费的理想期待，对于史家「秉笔直书」的史权，是彼此相冲突矛盾的。

4、史家施行史权的基本原则，即是七圣戒而贯彻之，则可称为善尽史责的有智史家；若是不能贯彻七圣戒善尽史责者，则是无智史家。

5、以君亲隐讳之类的曲笔「维护封建统治」与「维护名教」，是经常与史实矛盾而不能相合的。

6、史责不是由任何人对史家课以责任，而是法界中「大一统」而真实存在的因果法则，形成史家施行史权所必须承担的责任，而无一人可以逃于因果律则之外。

7、史责的三个层次：（1）七圣戒与其他戒律威仪的小缘威仪戒行；（2）大一统的因果法则；（3）因果法则的根源。其中，因果法则根源的存在，是最高阶位，大一统的因果法则次之，小缘威仪戒行则更次之。

8、新闻工作者也是史家，是史家应该扩充的范围。大众媒体工作者也是史家，是史家范围的再度扩充。人人皆是史家，是史家更大的扩充。十法界有情都是史家，是史家完整的范围。

9、「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无智而轮回生死的假史家所说。「非我族类，其心平等，有生必灭」，是声闻缘觉等有解脱智慧的解脱史家所说。「非我族类，其心平等，不生不灭」，是诸佛菩萨等有实相智的实智史家所说。解脱史家与实智史家，才是真史家。

10、「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假史家所误认应作之事。「究缚脱之际，通变与不变，成大一统义，非一家之言」，是真史家应作之事。

123 新文化史家是指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以有别于传统的文化史。

124 卢建荣著，〈导读一：井底蛙与他山石〉，页 ix-x，陈建守主编，戴丽娟、谢柏晖等译，《史家的誔生》，时英出版社（台北），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