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权与史责--史权、史责与史家三(3)

30 语出司马迁著〈报任安书〉。

31 语出《史记》卷 130〈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32 语出《史记》卷 130〈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33 持此见解的史学家甚多，兹举一例。例如，杜维运与章学诚皆持此见解，故杜维运引用 章学诚所说而说：「史学家能『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 才能写出成为一家之言的历史出来。」请见杜维运著，《史学方法论》，三民书局（台北）， 2008，页 36。

34 梁启超著，〈新史学〉，页 26，《饮冰室合集》第三册《饮冰室文集之九》，中华书局（北 京），1988。

35 例如杜维运即说：「对人物运以道德判断，永远无法完全避免。除非我们忘去所学的一切， 不然，不可能不寻求人生中的美好（goodness）与正义（justice）。一涉及人生中的美好与 正义，就是所谓道德判断了。惟传记学家与史学家的判断，绝对不同于法官的判断（尤 其不同于判绞刑的法官的判断）。法官面对原告与被告，宣判有罪或无罪。传记学家与史 学家则无权判罪，也不能宣判无罪，不能称颂，也不能责备。」杜维运著，《史学方法论》， 三民书局（台北），2008，页 298。 杜氏虽说史家「无权判罪，也不能宣判无罪，不能称颂，也不能责备」，但是「对人物运 以道德判断，永远无法完全避免」，故杜氏于著作中仍然不时称颂或责备历史人物。由此 可见史家虽认同梁启超的质疑，但是却依然故我。

36 立法者所立法的内容，通常是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而不及于道德与探求真理的范畴；但 是，史家的书法内容，常常及于道德与探求真理的范畴。所以，史家书法的范畴实是超 越立法者的范围。

37 见《杂阿含经》卷 37，第 1044 经。

38 遵守七圣戒是成为有智史家的消极条件，因为还有更高的史责应当遵守的缘故。遵守七 圣戒史责，仍在业道史责的范畴而不彻底，只增加往生善处的机会，但仍然不免堕三恶 道，仍无法获得解脱及究竟成佛的智慧，而有违于解脱智慧与成佛的实相智慧的缘故。 本文将在后面继续探讨。

39 性罪的意义是指对于其他有情利益的损害或侵犯，系法界中因果律则的法性所系属，不 是任何人的施设。

40 《中华民国刑法》第 312 条：「对于已死之人公然侮辱者，处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 对于已死之人犯诽谤罪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罚金。」

41 《大正藏》册 2，页 608，上 16-21。

42 「为君贤讳」虽只谈「为君王之贤能者讳」，可是实际上完全依于史家自行判断的贤君、贤人、老师、亲眷属，乃至彼此交好、给予利益而有恩惠者等等不一而足，皆是隐讳之 对象。

43 现代学者赵梅春说：「因而，尽管我国古代史学家一贯主张历史记载应尽可能真实地反映 客观实际，但由于双重标准被奉为撰史准则，史书失实，难以避免。」请见赵梅春著，〈中 国古代史学批评中的双重标准〉，《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4 期，兰州大学出 版社（兰州），1996，页 82。

44 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页 32，《饮冰室合集》第十册《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三》， 中华书局（北京），1988。

45 张玉法著，《中华民国史稿》，联经出版（台北），2001，页 392。

46 张玉法著，《中华民国史稿》，联经出版（台北），2001，页 394。

47 根据联合国食物及农业组识记录，有 87 万人死亡。参见 http://www.fao.org/docrep/005/y3918e/y3918e06.htm 2009/10/21，撷取。 另外，根据韩启桐、南钟万调查，死亡人数 325,589 人，逃离人数 1,172,639 人。参见渠长根著，《千秋功罪—花园口事件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兰州），2003，页 263。本 文采用联合国记载之统计数。

48 〈花园口决堤事件〉条：「一千二百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参见马洪武、王德宝、 孙其明主编，《中国革命史辞典》，中国档案出版社（北京），1988，页 301。 〈花园口决堤事件〉条：「1000 多万人流离失所。」参见《中国百科大辞典》，华夏出版 社（北京），1991，页 682。 〈黄河〉条:「受灾者约 1250 万人。」参见《岩波现代中国事典》，岩波书店（东京），1999， 页 273。 以上资料来源参考自维基百科日本语〈黄河决坏事件〉条。

49 《大正藏》册 2，页 608，上 22-29。

50 转引自肖昶著，〈奇人与奇书（代序）〉；威尔斯著，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等译，《世 界史纲》，左岸文化（台北），2006，页 12。

51 肖昶在〈奇人与奇书（代序）〉介绍《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说：「它没有严 肃史著的学究气，而且比那一时代的许多著作都要早地摆脱了民族主义乃至（在某种程 度上）欧洲中心论的褊狭。」参见威尔斯著，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等译，《世界史纲： 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左岸文化（台北），2006，页 14。

52 威尔斯著，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等译，《世界史纲》，左岸文化（台北），2006，页 363。

53 威尔斯著，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等译，《世界史纲》，左岸文化（台北），2006，页 362。

54 威尔斯著，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等译，《世界史纲》，左岸文化（台北），2006，页 494。

55 威尔斯著，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等译，《世界史纲》，左岸文化（台北），2006，页 614。

56 杜维运著，《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三民书局（台北），2008，页 168。

57 语出《汉书》卷 56〈列传第二十六〉。

58 劉徹在封建歷史上習稱漢武帝。

59 嬴政、刘邦扩大版图后，并未获得和平。例如，嬴政三十二年，因「亡秦者胡也」的谶 语，嬴政即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请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刘邦 称帝后，平臧荼、利几，讨陈豨，灭韩信，只是缩小战事，并无真正和平。

60 「正法治化」系指转轮圣王以正确的方法治理王朝，并感化人民持守戒律，使得王朝富 足、人民安乐。例如，《长阿含经》卷 18：「但当以正法治化，勿使偏枉，无令国内有非 法行；身不杀生，教人不杀生、偷盗、邪淫、两舌、恶口、妄言、绮语、贪取、嫉妒、 邪见之人。此即名为我之所治。」（《大正藏》册 1，页 119，下 21-25。）

61 「名色相关」是指依于心法（名）与物质（色）的相关性而建立的群体范围。例如，父 母、子女、氏族等等关系，皆是依于物质身体、血缘所建立的群体关系。党派、国家等 等关系，皆是依于价值、理念、认同等等的心法所建立的群体关系。关于「名色相关」 的论述，请参见蔡礼政著，〈真史学与新史学〉，《正觉学报》第三期，正觉教育基金会（台 北），2009，页 25-38。 62 请见蔡礼政著，〈真史学与新史学〉，《正觉学报》第三期，正觉教育基金会（台北），2009， 页 42。

63 同上注。

64 赵梅春著，〈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中的双重标准〉，《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4 期， 兰州大学出版社（兰州），1996，页 84。

65 语出《汉书》卷 56〈列传第二十六〉。略译如下：刘非问董仲舒：「粤王句践与三位大夫 合谋伐吴国，后灭了吴国。孔子称赞商汤有三位仁人，我也认为句践有三位仁人。齐 桓公有疑问都请教管仲，所以我也请问你。」董仲舒回答：「我以前听说鲁王问枊下惠： 『吾想要伐齐国，怎么样？』枊下惠回答：『不可以。』枊下惠回家后面露忧色说：『我 听说征伐的事情，是不会问仁爱之人的。鲁王这样的话竟然会来到我的耳中啊！』只是 被询问，就觉得羞愧，何况要像粤王般设下诈谋而伐吴呢？根据这样来说，粤王句践根 本没有一位仁人。真正仁爱的人，端正他自己的行为而不谋求自己的利益，明白自己只 是顺应天道而行，而不计为自己的功劳。所以孔子的门下，五尺的孩童也羞于谈论五霸， 因为五霸推崇欺诈武力而不注重仁义。只是作欺诈的事，是不值得孔子门下来谈论的。 五霸虽比其他诸侯贤明，但和三王比，就好像武夫与美玉相比一样啊！」易王说：「讲得 好。」

66 「名教与自然」的命题是魏晋时期论辩的题目，因非本文探讨的核心议题，故略而不论。